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历经艰辛探索的伟大创造。它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有机统一。习主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由于对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因而面对蒋介石、汪精卫挥舞的屠刀几无还手之力。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革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

  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落到实处，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有益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坚持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军队内部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等。这既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政治设计。习主席指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确，说明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合格、完全够格。”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体系中，军委主席负责制解决的是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处于最高层次，居于统领地位，具有定海神针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制度

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事实上形成，在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条件下逐步发展，进入新时代得到新的巩固和加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组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高领导机关和指挥机关，它虽然隶属于政权系统，但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的领导。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革军委，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这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作用。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新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任主席。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事实上确立了党的领袖与军委主席合一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使全党全军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正式形成了将最高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的军事领导制度。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不仅进行战略决策还直接指挥重大战役，电台“嘀嗒、嘀嗒”的声音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期间，中共中央规定建立的请示报告制度，是强化党中央、中央军委最高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军委主席权威的重要制度。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达到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的目的，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加速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顺应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的变化，从国家军事制度层面确立并发展了军委主席负责制。1954年9月，国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中共中央重新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位一体最高军事领导体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军委主席负责制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规定。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家中央军委与党的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国家对军队的领导融为一体，完善了党和国家的军事领导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一度存在的虚化和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不正常现象。一是立规则，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机制化运行。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审议修订了军委工作规则，明确将主席负责制写入工作规则，并建立了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三项工作机制，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各项要求机制化运行。二是抓改革，建立更加有利于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全新体制架构。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军委机关由过去的总部体制，改为多部门制，强化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这些重要举措，对于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委高效领导和指挥部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每到重大关头、越是在危急时刻，军委主席负责制就越重要，越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作用。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关乎军队建设根本方向，关乎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必须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循，最高政治纪律来严守，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不容挑战的政治底线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和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唯一的直接的全面的，具体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为了确保以党的理论武装人民军队，确保人民军队在政治上与党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各级组织中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战胜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确保党指挥枪原则的落地生根、全面落实，确保党牢牢掌握部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重要的制胜“密码”。对此，习主席深刻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通道、黎平、猴场3个会议和遵义会议等一系列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企图用枪指挥党，公然向党争权。党中央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进一步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已经成为红军官兵的共同信念，张国焘的野心和分裂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总结同张国焘斗争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我们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同意将人民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针对国民党当局借抗日之机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的图谋，以及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主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不久又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新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军队系统自上而下的领导外，还必须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1942年至1944年开展的大规模整风运动，使我军克服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军阀主义等不良作风。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保证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不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国民党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要我们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继而挑起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民主政权。我们党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为此后进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